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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上午，“苏数引领 价值绽放”数据价值化创新发展大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国家数研院副院长姜江受邀出席，就“数据交易机构创新发展”作主题演讲。
姜江指出，数据交易机构的类型十分丰富，运行情况可以从数据交易量、数据提供商数量、数据来源渠道、数据产品类别和数量以及品类、数据产品交易活跃度、数据买方数量及客户满意度、口碑等多方面指标评价。推动数据交易机构繁荣，要遵循数据要素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共进，允许数据交易机构在合理试错范围内大胆创新、积极探索，要联合多方共同参与数据交易机构的建设与治理。
大会由江苏省数据集团主办、江苏省数据交易所承办，江苏省政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南京市政府及玄武区、建邺区政府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央国企、核心数商、高校院所等近450家单位约700名代表参加会议。
下午，姜江一行实地调研江苏国际数据港、玄武大模型工厂等，与玄武区政府、徐庄高新区、区数据局、区高新集团等有关负责同志进行深入交流。国家数研院数据要素研究部、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相关同志参加调研。
主题发言全文：
数据交易机构创新发展
我分享的题目是《数据交易机构创新发展》，主要谈两个问题、五点认识。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数据交易机构？或者说，运行得好的数据交易机构，应该具备什么标志、什么特征？这说到底，就是我们对一个理想的数据交易平台的认识。根据国家数据局发布的名词解释，“数据交易机构，是指为数据供方、需方提供数据交易服务的专业机构。”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数据交易机构的类型十分丰富，可以是政府主导型的数据交易所，比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也可以是大型数据交易平台，最典型的是成立于2018年、注册地在德国柏林的Datarade Marketplace，全球最大的外部数据市场；还可以是平台企业，比如2012年注册地在爱尔兰的Eagle Alpha，与黑石集团、施罗德集团等投资公司合作，数据卖家企业过千，还有类似于IBM、亚马逊、谷歌、甲骨文等公司的数据交易平台等。
可以看出，好的数据交易机构的核心评价指标有几个，包括数据交易量、数据提供商数量、数据来源渠道、数据产品类别和数量以及品类、数据产品交易活跃度、数据买方数量及客户满意度、口碑等。比如Datarade，数据交易量这类数据并不公开，这类平台的运营者、投资方，也不会对平台发展目标规划必须达到交易额突破多少等。它之所以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外部数据市场，是因为，它与全球2000多家数据提供商合作；上架的数据产品涵盖600多个类别，涵盖多种类型数据集，可以方便用户比较不同供应商价格、数据质量；很多企业都表示，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再比如Avocadata，不仅拥有几千家数据提供商和丰富的数据产品线，更吸引了谷歌、波士顿咨询、百事可乐这些行业巨头作为用户。可见，我们理想中的数据交易机构，是由这些指标来衡量的，不是单纯的交易量。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和第一点认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促进理想的数据交易机构成形、发展、繁荣？对此，我谈四点粗浅的认识。首先，要遵循数据要素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数据交易机构的演进发展乃至成熟繁荣，必然是一个相对中长周期才能完成的过程。我们已经意识到，数据是和土地、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纵观土地交易机构、证券交易所、劳动力交易市场、技术交易机构等这些典型生产要素流通交易机构的发展历程，无一不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发展，期间，伴随着生产要素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修正、改革交织演进，时有掣肘，也相互促进。
比如土地这一传统生产要素，其使用权的交易制度及相应的交易场所、机构逐步制度化，并形成今天这种结合不同土地用途——即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进行分类管理的模式，正是经历了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土地改革运动的酝酿，再到1986年正式制定《土地管理法》、1999年修订实施，20余年的不断修正完善，才基本正式确立了当前实施的这种不同类型土地使用权的流通交易办法。那么，数据作为一个新型生产要素，有关产权、生产、流通交易、安全等基础制度仍在完善过程中，底层技术也在快速更新迭代的过程，决定了有关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交易机构完善发展也必然是一个相对中长周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有决心，更要有耐心。
第二点认识，即数据交易机构的演进发展，必然是有一个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共进的过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促进数据交易机构发展的过程中，至少应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监管边界的持续明晰和监管实施。比如，要通过条例、法律、规章等，明确数据交易机构运行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底线，甚至要明确要求，数据交易机构应该具备审查供数方数据来源合规性、确保交易过程隐私泄露或者公共安全风险规避等能力。二是数据基础制度的同步完善、迭代、更新。比如，数据资产定价、数据产权登记、公共数据运营等基础制度不完善甚至缺失，一定会掣肘数据交易机构的发展。三是发挥统筹协同的作用。可以考虑通过研究、制订国家层面的数据交易机构发展规划，对数据交易机构阶段性目标、类型建议和分布、谁来运行、底线边界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合理规划。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数据交易机构本质，就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数据交易市场，那么，就要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数据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数据交易机构的使命，就是要通过数据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决定数据资源的配置，最大程度提高数据资源配置效率。比如前面说的Datarade Marketplace，就是目前全球公认的最容易找到合适数据产品供给的便捷平台。再比如亚马逊、IBM、谷歌、甲骨文等企业的专业化数据平台等，都是利用核心技术优势和数据资源，确保数据产品提供方和需求方能够在自己搭建的平台上实现最高效、精准的匹配和可持续的后续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有效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并不妨碍有为政府共同推动数据交易机构发展，结合前面说的数据交易机构发展的相对中长周期特性，政府在数据交易机构发展初期，给予的各种引导、支持，也是合理并必要的，但是政策退出机制要明确，政策干预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让数据交易机构天生具备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发挥出来。
第三点认识，数据交易机构日臻完善的过程，一定伴随着创新、试错、再创新、再失败循环交替并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轨迹。其中，可能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导致机构建设停滞不前的情况。比如，同类机构的同质竞争或者各个机构提供的数据产品服务类型单一；数据交易机构运行过程中过度依赖政府、有效市场作用发挥不够；监管不到位导致的数据流通交易不合规甚至触碰安全底线；数据基础制度“缺位”导致的形形色色的“流沙上的交易”；区域机构垄断导致的地方割裂甚至影响全国数据市场一体化进程等等。
对此，要秉承包容审慎、底线监管、科技向善、鼓励创新的监管理念，允许数据交易机构在合理试错范围内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我们也很欣喜的看到，各地方也在积极改革，大胆尝试，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推动数据交易机构创新发展。例如，江苏省统筹整合省内原有市级数据交易机构，设立省数据所，以区域整体布局战略减少同质化、碎片化竞争，并在政策法规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入场交易方面做出开拓性尝试，成绩令各界拭目以待。北京数交所推出“数据专区”，与大型央企国企和行业领军机构合作，共建交通、能源、金融等多个垂直行业领域的数据专区。上海数交所率先打造“数商”生态，制定数商分类、准入、管理服务和激励计划，吸引数据合规咨询、质量评估、资产评估、交付等各类服务商，打造合作共赢的数据交易服务生态。下一步，国家数据局也将研究出台支持数据交易机构创新发展的政策，鼓励多形式的数据流通交易中心、数据产品和服务孵化平台等，采取更多元模式加强各类数据交易机构之间的跨区域、跨行业合作，提升数据流通交易服务整体水平，助力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和数据市场一体化进程。
最后一点认识，数据交易机构的发展，是一个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建设、治理的过程。如前述，数据交易机构形式丰富，运营主体涵盖政府部门、央企国企、行业领军企业、平台企业、数据专业服务机构等多个类型，孕育、发展、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需要数据基础制度、监管制度和实施、数据供需双方共同探索付出、数据底层技术进步等多方面要素支撑。因此，数据交易机构创新发展的过程，一定是需要多方共同建设、治理的过程。
各类数据交易机构之间的发展理念、合作模式、制度和技术支撑等也应该及时配套并同步迭代、更新、演进。经过孕育期的酝酿发展，各交易机构最终能够吸引数商、供数方、需求方进入机构交易的砝码，一定是专业的、优质的、能够帮助供需双方降本增效、提高决策精准度的优质服务，是行业内的口碑。各个地方、各种类型的交易机构之间，也应该开放合作、携手共赢，加强合作，加强制度共建、互相切磋、相互借鉴，加强机构内供需双方的流通合作，彼此间不是抱有“切蛋糕”的防备心，而是发挥数据要素本身具备的非消耗性、非排他性、融合性、规模性等正外部性特征，共同把数据交易市场这个蛋糕做得更大的开放心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信，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有条件、有实力、有潜力，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扎实的数据产业基础，发达的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根基，丰富的科教人力资源储备，务实、诚信、创新的苏商文化底蕴，优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等独特优势，在推动数据交易机构发展过程中率先走出一条创新、开放、包容、特色的道路，为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贡献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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